长姐身份的困惑与归置：一项关于角色建构的案例研究-凯发国际一触即发

1. 研究缘起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深刻变迁，中国的生育制度和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尤其是生育政策放开以来，我国多孩家庭的比例有所上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902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2；《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其中二孩占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5.0%。多孩家庭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发展。而多孩家庭为子女成长提供了更复杂的社会化环境，关注多孩家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对于理解家庭动态、制定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在多孩家庭中，二胎的出生尤其是男孩的出生，使头胎女孩的家庭角色与自我身份认知发生变化。“姐弟型”结构是多孩家庭的一种组合，指头胎为女孩、二胎或最后一胎为男孩的家庭。头胎女孩角色的变化与其生存状态的固化相互依存，本文将头胎女孩群体称作“长姐”。

“姐”是性别的部分，“长”则对应着它的强化。如果说姐姐是一种女性身份，“长姐”则是女性身份的集中与放大。长姐的身份认知在不同的年代延续，甚至在一个家庭里贯穿、复制着。长姐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关于自我身份的困惑与归置在本质上却很相似。从长姐自我的角色建构来看，在现实环境与拟态环境的相互交织、双向互动下，其个性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内倾型特点。

本文基于此背景，从微观个案入手，选取2000年前后出生的12位长姐为研究对象，对象的共同特点是成长于江苏、求学于江苏、且都有至少一个弟弟。通过对访谈对象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结合对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的网络民族志观察，探究家庭资源分配的秩序及背后的伦理，揭示当下“姐弟型”家庭中长姐的生存境况和多重角色，并结合角色理论、三重自我建构理论、涵化理论等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以期为“姐弟型”家庭中长姐的身份困惑及内倾型性格特征提供解释。

2. 理论基础

在社会学领域，多子女家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家庭的功能，在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们相互支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推动家庭功能的稳定发挥。符号互动论注重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和意义构建，在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们在日常互动中形成各自的角色和身份认知，建立情感联系。社会资本理论指出，多子女家庭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子女们的社交网络相互交织，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支持。冲突理论则关注家庭中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多子女家庭往往面临教育资源、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从而引发子女间或子女与父母间的冲突，且不同性别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也易引发矛盾；同时，家庭资源的分配可能会因为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稀释效应。

而“长姐”作为多子女家庭中的一种社会身份，现有的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极少，所以本文将“长姐”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自我身份认同与角色建构的表征，探究其个性形成的成因。“自我”与“身份”、“角色”等概念相联系，意在表征社会场域中的个体与其生存其间的社会本身的关系()。威廉·詹姆斯认为“自我”包括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分别象征“主我”与“宾我”。库利总结出“镜中我”理论，指出社会环境深刻塑造着个体的自我认知，透过他者这面“镜子”，个体自我得以构建。身份的自我归置是个体价值认同、情感归属的基础，身份的建构在于回答“我是谁”、“凯发国际一触即发 是谁”的问题()，其本质是对自我认知的外显。身份建构基于“自我”与“认同”得以建构()。

20世纪初，米德把“角色”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角色理论分为角色结构与角色互动两个方向。前者关注个体处于社会特定架构时所拥有的权利及其与其他社会层级间的关联网络，深入探讨了角色认知的形成、角色行为的实践、角色表现的多样性、社会对角色的期望以及角色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等议题。后者则转向了更为动态和交互的层面，强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抉择，并共同塑造出社会现实。亦即，社会现实是由一系列富含意义的社会互动行为不断构建、重塑与强化的结果。研究范畴包括角色期待、角色学习等。随着现代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角色理论的两种研究范式趋于整合()。本研究综合文献资料，提取三个方面分析长姐的角色建构，分别是角色认知、角色失调和角色实践。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最初，确定了“长姐的自我身份建构与角色认知”为初步研究课题。首先，利用文献研究法，根据理论基础、文献基础，提出研究问题：“姐弟型”家庭中长姐的身份建构与角色认知。其次，选取课题的具体研究对象，包括现实和网络两部分。现实参与式观察对象确定为江苏省的“长姐”，网络民族志观察对象为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为减弱同质化影响，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选定来自江苏省不同地区的、20~30岁之间的12名“长姐”作为观察与访谈对象(见)。

研究对象的选定一是立足日常生活经验和长期观察，围绕笔者生长的省份——江苏省，在这样一个“走在前、做示范”的省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良好的教育资源促使长姐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教育引导角色，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现代社会观念在许多家庭中不断上演着碰撞与融合，研究江苏省多孩家庭中长姐的角色建构具有多重意义上的代表性；二是经由个人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朋友介绍、网络交友等方式，找寻、延展、确定来自江苏省不同市域的长姐，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代表性；三是因为20~30岁是个体从青年向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处在这一年龄段的长姐生于19~20世纪之交，成长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长姐们正面临着职业发展、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选择和挑战，关注这一年龄段的长姐便于深入了解她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现代背景下的角色变化。

然后，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引导长姐进行自我身份与角色认知的回溯。长姐的成长与生活经历涉及个人的隐私，为降低田野的真实性风险，研究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8月30日走进长姐的现实生活，开展民族志观察，通过数次的回访与“长姐”建立信任关系。并同步在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展开网络民族志观察。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n interviewees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注：编号中的f表示女性，英文大写字母组合表示访谈对象的姓名首字母。

经过前期的细致观察、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确定研究所需材料。并据此与长姐们进行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为60~120分钟。深度访谈的首个步骤是借助mbti人格类型量表()对长姐的人格类型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在精神能量指向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皆为内向(introversion)，即内倾型人格。得到初步的质性研究结果之后，进一步访谈对话，了解长姐的成长经历。最终整理形成民族志观察和访谈文字材料。

基于收集到的丰富材料，运用角色理论对长姐群体关于自我身份的具体认知进行分析，引入三重自我建构理论，以揭示这一群体的内在特质和社会角色属性。最后，从现实社会与拟态环境两个层面，结合对长姐的民族志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总结长姐角色构建与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并撰写文本。

4. 结果与发现

4.1. 长姐的成长环境与家庭资源分配情况

研究发现，就成长的现实环境而言，城乡差异明显。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长大的长姐的社交圈，家庭类型为“姐弟型”组合的十分常见，城市则相对少见。在接触到的媒介环境尤其是影视作品中，尽管“姐弟型”家庭类型的设定并不多见，但能够回忆起来的影片里，如《天涯赤子心》《家有儿女》《小猪佩奇》等，“长姐”的角色设定多为与弟弟打打闹闹但依然彼此关心，这样的设定能引发作为观众的长姐的学习和模仿，起到了行为引导的作用。而有关姐弟的新闻报道则将“重男轻女”观念隐性化呈现，潜移默化地把负面效应植入长姐心底。

“我记得小时候和家里人围在一起看《天涯赤子心》，主角就是姐弟，姐弟俩的相处是非常和睦的，但剧里面他们的爷爷奶奶会比较偏心弟弟一点。但我自己是感觉至少在明面上，爸妈对我和弟弟是一视同仁的。”(f8-sh)

“那种偏心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一种态度上的偏爱。吃喝都不缺你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优先于你去关心弟弟，年龄越大越明显。父母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潜意识里你是迟早要嫁人的，我们供你读书生活也给你保障已经很好了，甚至他们觉得他们更偏心我，一提到就说给我花的钱更多。家里最大的开销明明就是给弟弟买房买车。”(f1-dlt)

父辈的教育理念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区别。即使父母对姐弟在基础物质方面差别不大，教育投资对等，但情感态度上仍然有所偏颇。比如在家务量的分配、对待姐弟犯错的态度问题上，农村与城乡结合部的家庭更倾向于将责任与指责落在长姐头上，城市家庭则可以做到一视同仁地处理问题。

“在家务劳动分配上，爸妈会比较注意平均分配给我和弟弟，不会说只指挥我一个人干的。如果真的只安排我而不让弟弟做，我会跟父母明确表达出来自己的真实想法。”(f5-ghh)

“每次都是这样，他们(父母)下班回家发现中午的碗筷还没刷，第一时间就指责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指责我的机会，不给我一点解释的空间。做饭、做家务，只要我回家，所有活都等我来干，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明明我和弟弟只差1岁。美名其曰尽早锻炼我的能力，否则以后嫁人了还要被婆婆说他们没教好女儿……”(f4-dmy)

“姐弟型”家庭类型本身，对长姐的心理状态、社交意愿、就业倾向、择偶观、生育观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即便成长地域有所差异，父母的资源分配与情感态度也有所不同，城乡的长姐们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出了一致的特征，即缺乏自信、敏感多疑、容易自责，并且不会轻易主动地向他人寻求帮助。在未来规划方面，她们不敢有过多的想象，没有特别宏伟的追求，害怕成为父母的负担，只希望安稳而平淡地度过此生。

“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我对象的家里人对我都特别好。长大独立之后，很多事好像反过来了。以前是我求着爸爸为我交学费，但他拿去赌都不愿意继续供我读书。为了早点还掉助学贷款，大学里我一直有在做各种兼职。大三那年，我本来在准备考研的，已经复习很久了，但到了九月份还是放弃了。因为他又欠了债，一开口就是向我借两万块。没办法的，我做不到完全不管他。”(f3-yy)

长姐的个性养成，在依存型自我建构过程中，在现实社会的互动与媒介营造的虚拟社会的信息的双重影响下，个体表征的表达需要往往受到抑制，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内倾型个性特征。

4.2. 身份困惑：自我呈现的整饰与抗争

4.2.1. 长姐角色认知下的印象整饰

角色认知，即个体对自身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领悟，是其对于该角色应然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依赖他人和其他客体才能完成自我定位。所以自我中包含着他人，每个人的个性话语也是他人话语的混合体。社会角色是先天赋予的，在姐弟关系中，长幼次序无法改变，生理年龄已成事实。长姐的自我建构，包含着“长姐”这一社会角色所蕴含的期待，即听话、懂事、勤劳、忍让。这种社会期待作为“他者”在自我呈现与印象整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妈生了我之后又生了两个妹妹才有弟弟，外婆生了六个女孩后才有的舅舅，我妈又是六个女孩中的老大。我和我妈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被要求忍让、听话、懂事、勤劳，所以在家里面，厨房里一定是做饭的女人，客厅里一定是玩手机的男人。”(f11-ldy)

“长姐困境”本质上是一些家庭中女性的性别困境。在现实环境与舆论环境交织形成的群体压力之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气候，即多孩家庭注定难以避免比较和偏心情况的发生，姐弟关系中长姐总是成为付出和牺牲的一方，而弟弟则作为索取方而存在。当社会期待与长姐期待的独立自我发生矛盾时，长姐们往往“隐匿”主我，而“服从”客我，导致理想自我的整合难以完成，故而给作为女性、作为长姐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困惑。

“活得好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父母灌输的责任意识，就拿一些细微的小事来说，吃东西时候量大的和量小的，在我做选择前其实已经被自我牺牲的思想洗脑了，我会主动把好的、量大的让给弟弟。尽管很多时候我并不情愿，但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获得他们的肯定，还是会做出‘谦让’的选择。”(f2-wyn)

4.2.2. 长姐角色失调下的主动抗争

角色失调指个体在扮演某一社会角色时产生的障碍、矛盾或失败状态。角色失调通常可以细分为四种类型：角色冲突、角色不清、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在本文的语境中，角色失调主要表现为角色冲突。长姐在承担家庭责任时，其所处的家庭地位与其对自身作为女儿或姐姐的角色期望之间不相符，即长姐由于个人意愿或现实条件的限制，未能或不愿完全遵循角色赋予的特定要求，产生了冲突情境。

“我会委屈。为什么弟弟永远是弟弟，我早早成长为‘父母’？为什么我对家庭付出了这么多，爸妈最爱的还是弟弟？我想给自己买好点的护肤品，但想到妈妈还在用十几块的，就又收回了下单的手。我甚至会逃避回家，不敢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f3-yy)

未必只有接受传统和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定位，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他者。()适应作为长姐的角色意味着兼顾作为女儿、姐姐、女性等多重角色要求，当角色面临失调的境地，长姐需要应对更多的社会压力来进行矛盾与抗争。

“最让人疲惫的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去承担那个角色，难道是长女的宿命？”(f10-zyy)

社会性别并非自然赋予，而是个体在持续扮演或模拟某一性别的过程中，逐渐自我建构出的一个特定性别的主体。女性不仅在塑造自己的性别认同，其行为和选择也在不断地重构或挑战既有的社会性别规范。虽然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依然根深蒂固，但现代女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深受女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她们，正积极寻求突破，以期打破固有的界限。长姐有着不服输的抗争精神，短暂搁置“长姐”的沉重责任，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成为老师、成为护士，以更多的社会角色分化了在家庭场域中的角色职责。但从整体视野，一方面长姐想扮演好自己的多重角色，一方面又想摆脱桎梏，看似拥有了平等建构权利的长姐依然在矛盾中挣扎着，在社会规范的解构与巩固中矛盾着。

4.3. 身份归置：角色实践的三重维度

角色实践即角色行为，是个体根据角色认知，在执行角色规范、履行角色义务和行使角色权利过程中表现出的行为实践。自我认知包含三种表征形式，即“三重自我建构”，也就是通过“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三个方面来诠释自我()。

4.3.1. 个体自我：“被超生”的长姐

从个体自身独特性的角度诠释自我即“个体自我”。在长姐群体中，部分长姐有作为超生寄养子女的经历。超生寄养子女是指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生的、曾被暂时交由祖辈、亲属等家庭成员抚养的孩子()。由于严格的监管和频繁的审查，这些孩子在寄养期间往往不得不多次面对居住环境的变动与抚养者的更替，从而形成寄养生涯中的心理创伤源。当寄养期结束后，他们又被带回一个相对陌生的原生家庭环境，面临着再度适应新生活的心理危机，导致长姐很难建立起自我身份认同。

“我虽然是第一胎，但因为是女孩，弟弟出生后我就被‘藏’了起来。我不能叫父母‘爸爸妈妈’，我叫他们‘二姨、二姨父’。家里的户口本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对，直到现在我的户口仍然挂在外地的集体户口里。因为从小就辗转好几个亲戚家，可以说是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了，所以当被问到我是谁家的孩子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f6-wy)

“11岁时，我终于被接回自己家。可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口音，‘享受’着不一样的家庭待遇，总有种融不进、不被期待、不被欢迎的感觉。”(f6-wy)

4.3.2. 关系自我：“长姐如母”的设定

从“个体–重要他人”的二元关系表达自我，即“关系自我”。角色建构和“认同”紧密关联，个体通过解读他者意向与行为形成对自我的感知，驱动自我向着他者认同的方向演进。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建因而被视为个体心理发展中的“泛化他人”阶段。长姐主动吸纳并内化社群共有的规范体系、价值取向、行为态度及集体目标，从而塑造出既独立又与社会相融的自我形象，以确保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能够获得广泛认可与接纳。角色建构是复杂的、动态的，长姐的角色期待不仅引导着长姐们的行为方向，还激励着长姐不断优化与提升角色表现。

“我18岁就定亲了。对象是家里人看中的，一个镇上的互相有个照应嘛。本来不想那么早就结婚的，还没玩够呢。但我爸后来出意外人就这么走了，没办法啊，妥协呗。结婚生了小孩以后，我就一直在老家这个纺织厂上班，方便带孩子，也方便照顾娘家。每个月的工资我就留点够生活的，剩下的都拿去给弟弟妹妹们做了生活费。我妈没有收入来源，弟弟妹妹我也不能完全不管。真觉得这些年挺累的，也怪我爸吧，封建思想，觉得儿子越多越好，现在好了，全成我一个人的负担了。我自己的孩子都快管不过来了，还要为弟弟妹妹们这样那样的事操心。”(f12-zld)

4.3.3. 集体自我：长姐情感的在线共鸣

从群体成员的角度表征自我，即“集体自我”，又称社会自我。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存在一种想要明确评估自身价值与能力的内在动机。但由于直接且全面的自我评估往往面临主观偏见的局限，于是转而从集体中寻求相似个体，以此来构建并界定自我认知的框架。

“我身边许多朋友都是长女，在聊起成长经历时，我们会很激动地说：‘我也是！’这些委屈和无奈，没办法拿到家庭里去消化，但朋友的共情可以。”(f8-sh)

通过对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这一线上社群的田野观察，作为长姐角色的成员，在表达心声与宣泄情感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着自我身份、角色的确认和归属。许多新加入的组员表示，该小组提供了归属感。当个体处于迷茫或混沌境遇时，倾向于从社会环境中寻求“共鸣”与“相似”，以此缓解自我不确定性。而社交媒体所构建的数字化虚拟场域，则巧妙充当了情感交流的纽带与身份认同构建的桥梁，让长姐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鸣与身份的确认。

“我和弟弟年龄差大，平时偏内向，小时候没朋友爸妈也不重视，于是形成一种执念，想要被父母肯定，那我就要有价值，所以去做一个长辈口中的好姐姐，职责是要‘带’好弟弟，包括但不限于平常喂饭，带着出门，教写作业等。小时候的我很乐于听到姑姑婶婶夸我懂事。现在看来我愚笨无知又可怜，懂事不过是懂他人的事，却一点没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常常无视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他人的期待，我的讨好型人格就是这么形成的，完全没有自我，并且会很痛苦。现在我会先把自己放在首位。”(f7-kyn)

4.4. 长姐身份与角色建构的影响因素

4.4.1. 现实社会：人际交往互动的强关系圈

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重要他人”的“在场”与“缺席”是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最先产生作用的社会关系来自血缘与地缘。

个体成长前期，互动性重要他人中影响程度最深的无疑是父母。能得到父母基本的生活保障，却难以获得充分的爱与安全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从父母角度思考，情感天平在有意无意中的偏颇，造成了长姐极度缺乏自信的个性。在处理子女过失时，父母展现出差异性对待模式。比如，弟弟做错事，被批评的却是长姐，面对儿子的错误，父母基于“成长阶段尚幼”的考量，往往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而对女儿的错误则难以展现出同等程度的“谅解与宽容”。

其次，多数父母认为舍得花钱就是对孩子的爱，这恰好与调研结果相吻合：姐弟享受的基础物质几乎没有差别。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成长缺乏关注。尤其是母亲的“缺位”，女孩成长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母亲给予的安全感，但因为有了弟弟，母亲会把大部分精力分配给弟弟。而父母则用“女儿毕竟比较大”进行自我安慰，在长姐童年时期忽视了必要的关注与疏导，尽管有所弥补，但始终难以完全填补长姐内心的缺口。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体在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如安全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时，其对于更高层次需求(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追求往往会受到影响。弟弟的出现，给长姐带来了“爱的缺失”的糟糕体验，即安全需求未能得到满足，造成长姐们缺乏爱与安全感、敏感多疑的性格特征，进而影响到长姐们的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

地缘关系的作用主要来自亲戚与街坊邻居，作用方式多为言语中伤。诸如“你妈妈要生弟弟了，以后不喜欢你了”此类的话语，在无形中成为种子，对长姐们产生旷日持久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在涉及“弟弟”的生活情境中，长姐会不自觉地自我感知为相对“弱势”或“非主导”的地位，体现出性别角色的微妙作用。自信之基深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不断的被比较中，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姐弟间的比较，其中一方的自信心极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冲击。外部影响的累积则成为个人预设理想自我实现路径的障碍，导致个体在无形中陷入被动比较的漩涡，进而体验到由外界评价引发的羞耻感与挫败感，阻碍其内在成长与潜能的充分展现。

4.4.2. 拟态环境：媒介流动性信息的“涵化”

拟态媒介通过构建虚拟环境，影响和加深用户的认知结构与情感体验。流动的媒介与流动的现代社会紧密交织，构筑起一个无界的交流场域。个体的情绪、情感、生活经历均能够超越地理与物理的局限，在虚拟空间里自由流动与共享，形成独特的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模式。

作为伴随着传播媒介的普及而诞生与成长起来的一代，长姐们的个性养成不仅取决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互动，还与大众传媒营造的信息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网络议程设置具有偏向性，媒体的选择性加工报道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通过长期作用对受众产生涵化影响，使受众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产生偏离，即符号现实与观念现实的偏离。

就姐弟话题而言，相关报道多围绕姐弟的物质纠纷展开。如“杭州现代版樊胜美？姐姐殒命父母向公司索赔41万给弟弟付房首付”等。营销号关于姐弟的推文主题则着重刻画姐姐的悲苦经历，将姐弟之间的矛盾与鸿沟夸张化、扩大化，放大姐姐的焦虑。而影视作品中虽不乏对姐弟关系友好面的刻画，但能引起广泛话题讨论的亦是矛盾的角色关系设定。

由此，长姐是“弱势”的刻板印象被不断加深。信息环境如此，长期浸润其中的长姐们很难独善其身，隐性的落后观念在有意无意中潜入长姐的意识中，影响其心理发展与自我认知。

5. 结语与展望

人和真实环境之间存在着由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在长姐的自我身份认同困惑及其内倾型个性形成中，现实环境与信息环境发挥了双向互动的作用。追本溯源，长姐的内倾型个性养成是家庭情感在流动过程中出现诸多障碍之后引发的问题。姐弟关系本身并非枷锁，如果父母子女间都能有足够的情感交流，那么姐弟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知困惑或许都会得到改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长姐们，可以凭借努力提升自我，打破刻板印象的桎梏。当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形成统一的、正向的意见气候，当社会对长姐不再苛求，彼时，长姐们或许能更自信、更从容地成为更加真实的自我，完成完整的依存型自我建构。

参考文献